天降大任于斯人

——訪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上海世博會執委會副主任、法學家、我校82屆校友

周漢民

陸志華（宣傳部）

學會做人，學會做事，學會求知，學會共處。——周漢民

作者題記：

　　第一次采訪周漢民教授是應上海市高校校報研究會之約，意在出版《名人名家成才秘訣》書籍。那次采訪是在1997年的春天。時隔12年，但與時任學校副校長的周漢民教授面對面交流的情景依然記憶猶新。

　　第二次采訪周漢民教授是在學校舉行40周年校慶慶典后，我們沐浴著艷陽，立于古北校區的知識門前傾聽時任浦東新區副區長的周漢民教授談上海的經濟與發展。

　　第三次采訪周漢民教授是在松江校區信息樓500人報告廳，“申博大使”周漢民教授給貿院學子作“申博，入世后的奏鳴曲”的精彩演講后給了我十分鐘的采訪時間。

　　回首十二年間的三次采訪，回眸周漢民教授接受采訪時數次不同的頭銜和身份，不禁有一種感慨：他每一次工作崗位的變動都與城市發展有著休戚相關的聯系。由此，這篇文章的主題漸漸清晰，文章的經絡也漸漸明朗起來。

求學——從水電工到研究生

　　如果想搜索周漢民的材料，只要進入一些網站并輸入“周漢民”三個字，立刻，上千條信息躍然眼前。然而，正是這位可以將其頭銜和榮譽打滿一頁A4紙的周漢民，30年前是一名普通的工人。

事情還得從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時談起。

周漢民原來是上海某家醫院的水電工，一個整天與水、電打交道，干得不亦樂乎的工人。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制度，他喜出望外。因為要挑起家庭生活的擔子，第一年他沒有報考。第二年他報名參加了大學招生考試。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里，他并沒有完整地讀過中學，主要靠自學打下了一點中學基礎。

“你能行嗎？”家人對他的舉動表示了懷疑。

“在不可能中實現可能。”周漢民喃喃自語，他要用行動來證明自己。

 1978年的夏天，出奇的熱。他向比自己低一兩年級的同學借來中學課本，硬是一篇一篇抄了下來。在整整30天時間里，他一邊堅持上班，一邊利用業余時間認真進行復習，開始了人生的搏擊。結果，他“在不可能中實現了可能”，跨入了上海對外貿易學院的大門。與其說，這是周漢民人生中的一個轉折，不如說，這是他倔強性格的一次重大勝利，也為他以后事業上的成功埋下了伏筆。

第一天進學生寢室，對他來說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他的上鋪是一位“老三屆”，原在碼頭工作多年，他的英文已有相當水平，能把英國出版的書籍譯成中文。而周漢民，當時所有供英語學習的“財產”只有一本花一角錢買來的英語詞匯表。他過去從未聽說過什么“靈格風”，也不懂什么是英語的“時態”，“被動語態”，

發起音來“flag”也發不準。這對周漢民來說，又是一次現實和性格的碰撞。“一定要超過他。”周漢民生性好強，暗下決心，開始了與眾不同、標新立異的思維方式、學習方式和生活方式。

他惜時如金，刻意地將業余時間一分為三：用三分之一的時間放在課堂學習的鞏固上；用三分之一的時間花在學習相關知識；而另外三分之一的時間則用在學習經濟學理論和國際政治，并研究文學。

與周漢民同過學的學生都記得校園里有一條綠草如茵的小徑，被稱之為“周漢民小道”。每天清晨，同學們便看到他捧著課本在小道上徘徊，書聲朗朗入耳來。如今他渾厚、圓潤的嗓音就是當時一天天練出來的。每逢寒假、暑假，同學們先后離校各奔東西，他卻繼續留在學校，在書海中廣泛涉獵，博覽、博聞加上博記，吸取他有用的知識。

歸納、總結、突破，這是周漢民大學時期學習的科學方法。說起來有趣，周漢民的這一學習方法是被他的一位同窗好友“逼”出來的。每逢考試前夕，這位親密好友總要召集幾個同學找到用漢民要求他將所學的課本內容用兩個小時串連起來。當時的周漢民心中十分明白，這是摸底；也是競爭。為了不傷害友情，也為了鍛煉自己的能力，他同意了。周漢民從教科書中的許多個別事例著手，逐一歸納出它們所共有的特性，隨后又把所述內容中各個部分或不同特性、不同方面再匯集起來，最后串聯成一條脈絡清晰的主線。在場的同學驚呆了，他們無不為周漢民精采絕倫的大串連嘆為觀止，無不為其條分縷析的深厚功力而自嘆弗如。

在一個寒風凜冽的日子里，他和78、79級400多名同學一起參加了尖子班選拔，結果成為由16人組成的尖子班成員。以后他的各科學習成績扶搖直上，外貿業務的主干課程《進出口業務》考試幾次得了100分。1980年他成為上海市大學生歷史知識比賽一等獎獲得者，同年獲外貿學院世界知識競賽第一名。1981、1982兩年被評為院三好學生，82年成為上海市“三好學生”標兵，同年又獲得學校首次頒發的一等獎學金。

 1983年1月，他以優異的成績從大學畢業。當時隨著改革開放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國家需要培養大批涉外經法人才。他選擇了“國際經濟法學”作為自己畢業后的主攻方向，留校在國際商法教研室任教。

1984年，上海外貿學院籌備成立國際經濟法系，需要一批水平較高的教研人員，國家的對外開放又需要一批高級涉外經濟法律人才。這為周漢民提供了一個又一個學習、深造的機會。83年5月，國家司法部舉辦高級涉外律師培訓班，上海外貿學院名譽院長、國際經濟法系的創始人裘劭恒教授決定派周漢民參加該班的學習，同年9月學院又送他到武漢大學法學院讀研究生課程，追隨著名的國際經濟法學家姚梅鎮教授，研修國際投資法。1984年4月前往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實習。1985年5月派往美國達拉斯大學美國與國際法研究中心進修。1986年6月回國，在本校續讀研究生課，1987年9月獲國際經濟法碩士學位。1987年10月繼續留校任教。

求知——從教授到名家

　　“一顆新星冉冉升起”，曾有人如是描述周漢民在事業上的脫穎而出，形象而又生動。確切地說，是偉大的改革開放托起了千萬顆閃爍的新星，而周漢民則是其中十分耀眼的一顆。

1987年，上海市府成立名為“開發浦東咨詢小組”的一個國際機構，由市府顧問汪道涵擔任顧問，倪天增副市長任組長，中外方各有六名研究人員參加。周漢民有幸參加了最早的浦東開發超前研究和立法預測工作，成為中方研究人員之一。

　　從那時起，除完成學院教學和行政各項工作以外，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開發浦東的研究中去。他從無到有對浦東開發的立法規則和開放度進行了系統研究。首先提出了“浦東開發，立法先行”的論點，以及“小政府、大社會、多企業”的基本框架。從1987年到1990年這個浦東開發的四年前期準備時期，周漢民負責完成了《浦東立法課題研究報告》。該報告對浦東的立法原則、立法預測作了詳盡的研究，并擬訂了大約20萬字的有關法規草案二十多件。在此期間，周漢民還為浦東開發立法撰寫論文十余篇。他的《浦東開發，立法先行》一文榮獲l986—1993年上海哲學社會科學獎。稍后，在市府制定浦東開發、開放的九個政策法規時，他受命始任“法規建議”專家。九個政策法規的英文譯本均由他終審定稿。九個法規之一的《上海市浦東外高橋保稅區條例》由他直接參與起草。如此重要而龐大的法規的英文審定工作由一位年僅33歲的青年學者承擔，足見市領導的信任和他本人在法律、經濟、外語等領域中很高的學術造詣、很強的實踐能力。對周漢民本人來說，也是他歷史上輝煌的一筆。

1991、1992年的兩年他又擔任了對外高橋保稅區、金橋開發區和陸家嘴開發區三個聯合發展有限公司的可行性研究進行評審的三個專家評審委員會的主席，直接對浦東開發的實質性啟動作出了貢獻。

1990年4月12日，國務院總理李鵬親臨上海向全世界宣布國家決定開發開放浦東！從這一天起，千軍萬馬奔向浦東這片廣衰的熱土，創造東方和世界的奇跡。周漢民的名字也和祖國開發開放浦東的宏偉事業結合在一起。他的脈膊和祖國的心臟一起跳動，他的青春在改革開放的事業中熊熊燃燒。國家開發開放浦東的決策把周漢民推上更高和更廣的國家級研究舞臺。

　　促使周漢民飛快成長并名聲大振的另一個契機是中國申請恢復在關貿總協定的締約國地位。中國在關貿總協定中恢復應有的地位，不僅對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重大的意義，而且對整個世界貿易的前景有重大影響。這是國家又一個重大的決策。但要實現這一目標，首先必須對關貿總協定（GATT）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而在1985年以前，這在我國幾乎是一個空白點。而具超前意識和研究敏感性的周漢民正是選擇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作為自己的專業主攻課題。他所寫的碩士論文《關貿總協定與美國反傾銷、反補貼法的比效研究》在答辯期間，受到以中國著名的法學家和經濟學家組成的評審委員會委員的一致好評。

　　從1986年開始，外經貿部等國家部門決定對GATT進行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上海在經貿部副部長沈覺人以及汪道涵老市長，汪堯田教授等人倡導與主持下，從召開研討會到逐步醞釀組建了關貿總協定上海研究中心，周漢民從此在研究浦東開發的同時以極大的精力投入GATT的研究。

1992年3月汪堯田教授與周漢民共同主編出版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總論》，這是我國第一本全面闡述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的專著，成為連續七版的暢銷書，排在1993年全國最受歡迎的十部經濟論著的第二位，并得到93年“十佳經濟專著”之一的稱號。

　　從1990年開始，在進行浦東開發和GATT研究的同時，周漢民接受國家有關部門的委托，對中美關系特別是最惠國待遇、知識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勞改犯產品問題和我公司在美被查抄等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寫出了十多篇有價值的專題報告，為維護國家的正當權益和對外貿易的合法利益作出了貢獻，受到國家有關機構的特殊嘉獎。時任上海市市長的徐匡迪同志在一次講話中稱周是“關貿總協定和最惠國待遇方面真正的專家”。

　　從1978年到1999年，二十一個年頭，周漢民究竟學習了多少知識？完成了多少工作？在一篇文章里難以說清，但是，作為一名學生，一位教師，一位律師，一位學者，一位人民代表，一位社會活動家，周漢民一直在拼搏，一直在奮進，他有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求治——從人大代表到政府官員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經世致用之道，也是周漢民孜孜追求的夢想。當作者問起“在成堆的職位、頭銜里您最看重、最不愿失去的是哪個”的問題時，周漢民沒有絲毫猶豫，回答：“人大代表。”

周漢民是上海市人大代表里的議案王。每年都會有四五個議案或書面意見。他相信人大代表是真正可以讓社會改變讓歷史改觀的角色。

　　作為一個上海市人大代表，為了替人民造福，為了給國家獻計，傾注了全部的熱情和心血。多少個討論會上的激昂陳詞，多少個不眠之夜的奮筆疾書，真正體現了他常說的“人民代表人民選，人民代表為人民”的信念。

　　在市人大代表的崗位上，從1993年1月起當選為市十屆人大代表、市十一屆人大代表以來，他常常成為新聞界追蹤的人物。這是因為他的議案不僅多而且切中時弊。在平時，他同樣竭盡一個人民代表之責，時時為群眾的利益奔忙。一位為抗美援朝作過貢獻的榮譽軍人因戶口問題找到周漢民，周漢民立即把這位年逾古稀的老戰士的要求帶到人代會，并責成市民政局盡快解決這個問題，使這位老同志感激不盡。

　　是什么讓周漢民具有如此強求的責任心？又是什么讓周漢民具有如此分明的正義感？用周漢民自己的話表述就是：我是狂熱的愛國主義者。“我時時牢記父親的教誨。遙想當年，父親買來小書桌，刨去漆面，上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讓兒女們時時謹記。文革時父親受到沖擊，家里幾乎片紙不留。在如此困厄的境遇中，父親仍堅持為孩子們訂閱《解放日報》。”周漢民斷字識文就是從讀報開始的。在小小的閣樓上，周漢民就著一盞臺燈長讀不倦，那些各處借來的名著，點燃了他的夢想。

　　要做就要做到最好———這是周漢民所領悟到的父訓，加之有報效國家的理想的引領，周漢民惜時如金。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周漢民花了14年時間研究WTO的條文和法則，成為我國知名的法學專家。2000年就任浦東新區副區長，他以學者的胸襟氣度履行政府官員之職。他說：浦東是中國最具開放度的地區，讓我的所學所思能反饋給社會，讓我的思想和理論貢獻能成為改革開放的一種推動力，這于國家實在是微不足道，而對我個人來說，則是一生的追求和榮耀。

2001年6月6日，第九次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及相關系列會議在上海浦東舉行。上海國際新聞中心、上海科技館和上海國際會議中心是APEC會議的三大主要活動場所。此時，周漢民把APEC會議作為提高浦東知名度的機遇和挑戰，他要讓全世界都知道浦東有一個很好的投資環境，并且使上海城市基礎建設有更大的發展，交通道路的拓寬、市容的美化、住宅群的不斷開發，都會給外資企業的有效生產活動帶來新的生機。他說，浦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征，是上海現代化的標志，為APEC會議的成功舉行浦東人民要作出巨大的努力，無論是場館建設還是環境改善，無論是市民素質還是方方面面的準備，浦東都將遵循中央人民政府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安排和決策。這是浦東人民政府和全體浦東人民的光榮。為此，周漢民付出了諸多的心血和精力。同樣，為籌辦2010年在上海舉辦的世界博覽會，為申辦和籌辦上海世博會，周漢民傾注了太多的心血。

　　申博期間，在當時國際展覽局的88個成員國中，有64個國家在巴黎設有代表，國展局的總部也在巴黎。　　2001年10月，周漢民出任上海申博辦副主任、中國政府駐國際展覽局代表，成了一名“申博大使”，周漢民的辦公地點設在位于喬治五世大街的中國駐法使館大樓里，在他的辦公室里面還有一間房子，擺著一張床和一臺電視機。周漢民就是這樣把“家”安在這里。他與時間賽跑。

　　申博期間，周漢民遍訪了60多個國展局成員的駐法使館，還數次到布魯塞爾和倫敦以流利的英語為申博做宣傳。2002年12月3日，在摩納哥蒙特卡洛舉行的國際展覽局第132次全體大會上，中國贏得了2010年世博會的主辦權。周漢民說：“中國申博成功，是中國綜合國力的體現，是國家整合外交行動的結果。”

2003年起，周漢民先后擔任上海世博局副局長和上海世博會執委會副主任等職，為上海世博會的籌辦，特別是國際和國內招展工作傾注心血。

　　當作者問及周漢民從學校副校長到政府官員期間轉變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時，周漢民回答：第一，過去是決策咨詢，今天是參與決策；第二，過去是研究法學和經濟學，今天是研究廣泛的社會問題；第三，過去是坐而論道，今天是親歷親為；第四，過去是評點江山，今天是受社會監督。這一轉變是巨大和深刻的，而且還在繼續的適應過程中。